危險駕駛罪屬于行政犯，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且被《刑法》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實踐中，往往需要處理危險駕駛罪刑罰與行政處罰之間的關系。

　　一是行為人實施的醉酒駕駛機動車行為或者追逐競駛行為同時觸犯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多項規定的，應如何處理。例如，行為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且具有嚴重超速駕駛、無證駕駛情節的，醉駕行為本身已構成危險駕駛罪，嚴重超速駕駛、無證駕駛的行為既是《意見》第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從重處罰情節，又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四)項的行為，依法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處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超速駕駛的，可以并處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無證駕駛的，可以并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因此，對于案件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前，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已經對行為人超速駕駛、無證駕駛行為處以罰款，或對無證駕駛行為已經處以十五日拘留的，法院在量刑時應否考慮被告人已受到的行政處罰?又如，行為人在道路上追逐競駛，也具有上述嚴重超速駕駛、無證駕駛情節，受到行政處罰的，法院在量刑時又該如何考慮?

　　我們認為，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違法行為構成犯罪，人民法院判處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時，行政機關已經給予當事人行政拘留的，應當依法折抵相應刑期。違法行為構成犯罪，人民法院判處罰金時，行政機關已經給予當事人罰款的，應當折抵相應罰金。”但折抵的前提是受到行政處罰的行為與應受刑事追究的行為屬于“同一行為”。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9月30日作出的《關于行政拘留日期應否折抵刑期等問題的批復》([1957]法研字第20358號)指出：“如果被告人被判處刑罰的犯罪行為和以前受行政拘留處分的行為系同一行為，其被拘留的日期，應予折抵刑期;如果被判處刑罰的是另一犯罪行為，則其被拘留的日期當然不應折抵刑期。”這一批復雖被2012年9月29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廢止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第八批)的決定》予以廢止，但該批復精神被其他現行有效的指導性文件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1988年2月23日作出的《關于行政拘留日期折抵刑期問題的電話答復》對該批復作了進一步解釋，指出：“我院1957年法研字第20358號批復規定：‘如果被告人被判處刑罰的犯罪行為和以前受行政拘留處分的行為系同一行為，其被拘留的日期，應予折抵刑期。’這里所說的‘同一行為’，既可以是判決認定同一性質的全部犯罪行為，也可以是同一性質的部分犯罪行為。只要是以前受行政拘留處分的行為，后又作為犯罪事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加以認定，其行政拘留的日期即應予折抵刑期。”2002年1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罰金的規定中，亦體現了上述批復、答復的精神。該解釋第二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因同一偷稅犯罪行為受到行政處罰，又被移送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依法定罪并判處罰金的，行政罰款折抵罰金。”2013年施行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四百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行政機關對被告人就同一事實已經處以罰款的，人民法院判處罰金時應當折抵，扣除行政處罰已執行的部分。”綜上，受到行政處罰的行為與應受刑事追究’的行為屬于同一行為的，行政處罰應當折抵刑罰;如果不屬于同一行為，行政處罰不能折抵刑罰，但在確定刑罰時，可酌情考慮被告人已受到行政處罰的情況，決定是否從重處罰以及從重處罰的幅度。

　　在上述列舉的兩種危險駕駛情形中，行為人追逐競駛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還需判斷該行為是否情節惡劣，超速駕駛、無證駕駛正是“情節惡劣”的體現，屬于與追逐競駛行為同一性質的部分犯罪行為，故對超速駕駛、無證駕駛的行政處罰應當折抵刑罰。但行為人醉酒駕駛的行為本身已構成犯罪，超速駕駛、無證駕駛是犯罪情節，還是與醉駕行為同一性質的行為，實踐中存在意見分歧。有意見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與追逐競駛型危險駕駛不同，行為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相對獨立，無證駕駛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其他違法行為對追逐競駛而言是“情節惡劣”的定罪事實，但對醉駕行為只是伴隨情節，有無這些情節，醉駕行為本身都構成危險駕駛罪。故在醉駕案件中，對無證駕駛等情節應作單獨評價，要么作為行政違法行為予以行政處罰，要么作為危險駕駛罪從重處罰情節予以刑事追究。如果案件移送起訴前，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已對被告人的無證駕駛等違法行為作出行政處罰的，法院在量刑時不能再考慮這一情節從重處罰，否則便違反了“一事不二罰”的原則。

　　我們認為，超速駕駛、無證駕駛等行為與醉駕行為均以駕駛行為為基礎，系“同一行為”。主要考慮是：其一，行為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與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政違法行為均基于同一個駕駛行為的，在客觀上屬于“同一行為”，是醉駕犯罪事實的一部分。《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了多種行政違法行為，有的行為是以駕駛為基礎，如無證駕駛、超員超速超載駕駛、駕駛拼裝的機動車或者已達到報廢標準的機動車、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后駕駛等等，離開駕駛行為，就不存在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說。有的行為則相對獨立，與是否實施駕駛行為無關，如：偽造、變造機動車號牌，故意損毀、移動、涂改交通設施，出售已達到報廢標準的機動車等等。對于依附于駕駛行為的行政違法行為，行為人在實施這些行為的同時也在實施醉駕行為，故行政違法行為在物理狀態上與醉駕犯罪行為是“一個行為”，不宜區分為兩種性質的行為分別作出法律評價。其二，在法律評價上，其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加大了醉駕行為的危險性，不宜單獨評價為行政違法行為，而應當作為危險駕駛罪的從重處罰情節一并進行刑事責任上的評價。行為人因這些行為被先行行政拘留、罰款的，可以折抵其犯危險駕駛罪被判處的拘役刑期和罰金。《意見》第二條規定的從重處罰情節中，就包括“有嚴重超員、超載或者超速駕駛，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使用偽造或者變造的機動車牌證等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嚴格執行《意見》，就應當將這些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作為從重處罰情節一并考慮，同時，根據“一事不二罰”的原則，對其已受的行政處罰作相應折抵。

　　關于行政拘留折抵拘役的方式，《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二條規定，對決定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人，在處罰前已經采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應當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故行政拘留一日可折抵拘役一日。關于罰款折抵罰金的方式，根據上述司法解釋，判處的罰金應當扣除罰款中已執行的部分。

　　二是對于危險駕駛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危險駕駛犯罪情節顯著輕微，依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不認為是犯罪的，能否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根據國務院制定并于2001年7月4日實施的《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第十三條，公安機關對發現的違法行為，經審查，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立案偵查后認為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依法應當追究行政責任的，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同級行政執法機關，有關行政執法機關應當依法作出處理。根據該規定精神，對于檢察院決定不起訴、法院決定不作為犯罪處理的危險駕駛案件，如果行為人的行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定，應當追究行政責任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可以依法作出處理。

　　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人，應如何追究其行政責任。一種意見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條第二款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該規定意味著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一律人罪，沒有給不作為犯罪處理后進行行政處罰預留空間。故只能對行為人處以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的行政處罰，而不能處以罰款、行政拘留等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可以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條關于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規定，處以罰款或者行政拘留。經研究，我們傾向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考慮是：其一，雖然相關國家標準將駕駛人員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100毫升、小于80毫克/100毫升的行為規定為“飲酒后駕車”，但行為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醉酒后駕車”標準的，自然也達到“飲酒后駕車”的標準，對醉酒駕駛者可以依照飲酒后駕駛的規定進行處罰，從法律的適用條件看并無不妥。其二，醉酒后駕駛的危害性要大于飲酒后駕駛，根據舉輕以明重的一般法律原則，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可以罰款、拘留，對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自然也可予以罰款、拘留。其三，對醉駕者不起訴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人既未承擔刑事責任，也未留下犯罪記錄，若對其不能處以罰款、拘留的行政處罰，將會導致其與飲酒后駕駛者的處罰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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