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詐騙罪與盜竊罪的界限，希望能幫助大家。

　　在一般情況下，兩罪是不難區分的，其主要區別在于犯罪手段不同。盜竊罪是秘密竊取財物，詐騙罪則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讓被害人“自愿”交出財物。但在下列情況下兩者容易發生混淆：

　　1.以秘密竊取的手段取得支票、提貨單等有價票證、證券后，又冒領貨物、款項行為的定性。一般而言，對于盜竊的支票、提貨單等，如果是已經加蓋了公章或者簽名，并在有效期內憑該單據就可以直接提取財物的，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因為這類票證本身已經包含了實際價值，盜竊得手就等于已經竊取了該財物的價值，至于竊取后的冒領行為，只是實現該財物價值的一種手段，應視為盜竊行為的延續。例如，甲乘乙不注意，將乙的錢包拿走。第二天，甲發現乙的錢包里有一張已經中了5萬元的彩票，即兌了獎。甲拿走乙的錢包和私自兌獎的行為只構成盜竊罪，不構成詐騙罪。對于行為人竊取的這類票證、證券，如果已經過期、作廢或者欠缺必要的法律手續的，因其無法代表該財物實際價值，僅僅持有還不能直接取得該財物，所以即使竊取到手，也不能認定構成盜竊罪。如果行為人竊取這類票證后，對之加以變造或者偽造、冒用他人印章、簽名等，用以騙取貨物、款項的，屬于牽連犯，手段行為構成偽造、變造有價證券、票證、印章類的犯罪，目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根據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一般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2.三角詐騙的場合，行為人是構成詐騙罪還是盜竊罪的間接正犯，取決于被騙人是否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者地位。有處分權限或者地位的，行為人構成詐騙罪;無處分權限或者地位的，行為人構成盜竊罪的間接正犯(利用他人的無罪過行為)。

　　3.從沒有處分能力的幼兒、高度精神病患者處騙取財產的，視行為人在行為時是否知道被害人無處分能力而定。不知道的，以詐騙罪論處;知道的，以盜竊罪論處。

　　4.“調包”案件的定性。例如，陳某在商場金店發現柜臺內放有一條重12克、價值1600元的純金項鏈，與自己所戴的鍍金項鏈樣式相同。陳某以挑選金項鏈為名，乘售貨員不注意，用自己的鍍金項鏈調換了純金項鏈。在該案中，售貨員沒有基于處分意思處分該純金項鏈的行為。陳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應當以盜竊罪論處。

　　5.是否存在欺詐行為并不是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客觀方面的唯一根據，還應當看被騙人是否有處分財物的行為。為了實施盜竊而創造便利條件使用欺詐手段使財物占有人轉移注意力或者將其支開的，應當以盜竊罪論處。例如，甲路過某自行車修理店，見有一輛名牌電動自行車(價值1萬元)停在門口，欲據為已有。甲見店內貨架上無自行車鎖便謊稱要購買，催促店主去50米之外的庫房拿車鎖。店主離店后，甲騎走電動自行車。雖然甲為了實施盜竊而欺詐店主，但店主并沒有處分其財產的意思，對甲的行為應當以盜竊罪而不是詐騙罪論處。又如，甲與乙一起乘火車旅行。火車在某車站僅停2分鐘，但甲欺騙乙說：“本站停車12分鐘。”乙信以為真，下車購物。乙剛下車，火車便發車了。甲立即將乙的財物轉移至另一車廂，然后在下一站下車攜物潛逃。甲的行為構成盜竊罪而不是詐騙罪。盜竊之后試圖掩蓋罪行而欺騙被害人的行為更不能以詐騙罪論處。例如，甲到乙的辦公室送文件，乙不在。甲看見乙辦公桌下的地上有一活期存折(該存折未設密碼)，便將存折撿走。乙回辦公室后找不著存折，但看見桌上的文件，便找到甲問是否看見其存折，甲說沒看到。甲下班后去銀行將該存折中的5000元取走。甲的行為構成盜竊罪而非詐騙罪。

　　6.以借用手機為名進而非法占有案件的定性。在實踐中，經常發生這種案件：行為人以手機沒電了為名，借用他人手機打電話，中途又以信號不好為由，脫離被害人的視線后逃跑。有論者認為這種情況應當以盜竊罪論處，因為被害人將手機借給行為人使用的行為，不是處分手機的行為;行為人在餐廳、咖啡廳等地使用手機時，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手機仍然由被害人占有。南京刑事律師認為，這種案件以詐騙罪論處更為妥當：第一，基于自由意志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者第三人占有的，就是處分行為。處分行為不一定是基于轉移所有權的意思而實施的處分行為，基于轉移占有這一項權能的意思也可，因此借用手機的行為也屬于處分行為。第二，以借用手機的場所不同來認定是否轉移占有是不妥當的。該論者認為的“行為人在餐廳、咖啡廳等地使用手機時，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手機仍然由被害人占有”的觀點是不妥當的。南京刑事律師認為，只要被騙人把手機交付給行為人，就應當認為轉移了占有(就像民法上的，借用合同顯然是完成交付就是轉移了占有，如甲在辦公室借給乙一條項鏈，把項鏈交給乙后就是轉移了占有，如果認為乙離開甲的辦公室后才是轉移了占有顯然是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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