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希望能幫助大家。

　　對于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是否可以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問題，在理論上，有觀點認為，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的意志就是團體意志，它完全符合“團體”的特征。如果對村民委員會的犯罪以自然人犯罪論處，顯然不符合我國《刑法》上的罪責自負原則，因此，村民委員會應屬于單位犯罪主體。①還有觀點認為，村民委員會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其理由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國家機構，應當從我國整個法律體系出發理解單位犯罪的問題。②在實踐中，也有將村民委員會作為單位犯罪被告人提起公訴的案例。

　　南京刑事辯護律師認為，將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歸人國家機構是對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性質的嚴重誤解。我國《憲法》在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五節“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第95條中明確規定：“省、直轄市、縣、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組織由法律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設立自治機關。自治機關的組織和工作根據憲法第三章第五節、第六節規定的基本原則由法律規定。”第111條同時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由法律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從這些規定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盡管《憲法》第111條規定在《憲法》第三章第五節之下，但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都不在地方各級國家機構之列。事實上，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都屬于社會組織。盡管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屬于社會組織，在從事管理村民事務、居民事務活動中，也可能從事一定的經營活動，但是，由于1997年《刑法》第30條將單位犯罪主體限定為“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而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范圍均有著明確的法定界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第1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第1款又規定：“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因而，無法將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歸入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的任何一種單位。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在目前刑事立法的框架下，沒有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的余地。有關機關對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也持肯定態度。公安部《關于村民委員會可否構成單位犯罪主體問題的批復》中指出：“根據《刑法》第三十條的規定，單位犯罪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刑法》第三十條列舉的范圍。因此，對以村民委員會名義實施犯罪的，不應以單位犯罪論，可以依法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從另一角度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協助政府從事特定行政管理工作時，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從而將其納入“國家工作人員”的范疇。這一立法解釋，實際上表明立法機關認為村民委員會不屬于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也不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由于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與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主要區別在于所有制不同，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上述立法解釋也表明立法機關還認為村民委員會也不是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

　　綜上所述，在目前的立法之下，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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