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辯護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概念，希望能幫助大家。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

　　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罪名淵源

　　本罪是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于2009年2月28日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的。《刑法修正案(七)》第13條在《刑法》第388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388條之一。這實際上規定了一種不同于受賄罪、單位受賄罪的新的犯罪。

　　從近年來我國查處的領導干部的受賄犯罪情況來看，領導干部“身邊人”參與作案的現象普遍存在。王懷忠、李嘉廷、劉方仁、慕綏新、吳振漢、鄭筱萸、陳良宇、杜世成案件中，都有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以至情人參與實施的情況。在這些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密切關系的人員參與受賄的案件中，通常會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與該國家工作人員共同作案，通過共同謀議達成共同受賄的犯罪故意，并分別實施索賄、受賄和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利用職權影響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二是雖然共同作案，但在案發后出于逃避刑罰制裁的動機和目的，對共同受賄故意竭力否認，千方百計從證據方面切斷受財行為與職權行為之間的主觀聯系，給司法實踐中認定共同受賄故意以及共同受賄犯罪造成法律障礙;三是特定人員故意隱瞞其受財行為，國家工作人員雖然接受請托為他人謀取利益，但對特定人員的受財行為確實不知;四是一些領導干部的子女等近親屬，借助與國家工作人員有特殊關系的身份，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從而收受請托人財物的。

　　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構成共同犯罪不僅必須具備客觀方面的共同行為，還必須符合主觀方面的共同犯罪故意。受賄罪的本質在于權錢交易，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職權行為與受財行為的組合。在關于受賄犯罪的共同犯罪問題上，刑法理論通常認為，不具有特定身份的非國家工作人員雖然不能實施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行為，但可以實施教唆和幫助受財行為，因而在具有共同受賄犯罪故意的情況下，可以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構成受賄犯罪。

　　對于上述第一種情況，由于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人員在共同受賄故意支配下分別實施職權行為和受財行為，符合共同受賄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和法律構成要件，在司法實踐中均以共同受賄罪進行定罪處理。例如，阜陽市原市委書記王懷忠及其妻子韓貴榮受賄案、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及其妻子田雅芝受賄案、北京市交通局原局長畢玉璽及其妻子王學英受賄案等。對于第二種情況，基于對共同受賄故意認定標準的理解把握不同以及各個案件證據情況的差異，有的案件司法機關依據各種客觀方面的事實對國家工作人員和特定人員之間的共同受賄故意以推定的方式進行了認定，如成克杰、李平受賄案。對于上述第三、四種情況，由于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人員之間缺少關于共同受賄主觀方面的犯意聯絡與溝通，難以認定具有共同受賄故意，不能以受賄罪處理。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符合瀆職罪構成要件的以相關罪名進行處理。例如，浙江省寧波市原市委書記許運鴻濫用職權案、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繼周與其情婦李沙娜案等。

　　為進一步明確受賄罪共同犯罪的構成特征，統一司法機關對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與處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7年7月8日印發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本章以下簡稱2007年《意見》)，其第7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2007年《意見》的出臺，及時廓清了對共同受賄故意及共同受賄犯罪的模糊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上述第二種情況中對此類犯罪認定處理中的爭議。但對于上述第三、四種情況，由于特定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無犯意聯絡和溝通，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只能作無罪處理。但從反腐敗斗爭的需要看，這種行為不僅事實上影響了國家工作人員依法正當行使職權，而且大大降低了人民群眾對國家職權的信賴，影響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形象，危害不可謂不大。從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的需要看，也是應當加以嚴厲禁止、嚴加懲處的。

　　在黨的紀律文件中，對此種類型的行為如何處理也曾進行明確規范。1990年7月1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共產黨員在經濟方面違法違紀黨紀處分的若干規定(試行)》第13條規定：“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中的共產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對方錢物，雖未能證實本人知道的，也要追究該黨員的責任，數額不滿5000元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數額在5000元以上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關于共產黨員在經濟方面違法違紀黨紀處分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幾點說明》中對之作出了進一步解釋，“從事公務的共產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對方錢物的，實際上是以權謀私、接受賄賂的一種表現形式。《規定》中所說的‘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對方錢物’，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本人是知道的，但為逃避黨紀國法的制裁，本人否認知道，辦案中又難以查到證據，無法認定。如果不作出這樣的規定，黨的組織和紀檢機關則無法對其懲處。正由于目前我國法律和黨的紀律中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一些黨員本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對方錢物的案件已發生多起，至今無法處理。在國際上，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國家公務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家屬收受賄賂的，公務員本人也要受到懲處。我們認為，家庭成員之所以能夠收到他人送來的錢物，其前提條件就是工作人員本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工作人員本人也是他人送來的錢物的直接受益者。因此，這個規定有利于使從事國家公務的共產黨員保持清正廉潔，使國家公務人員的家庭成員意識到自己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也會妨害自己親屬從事國家公務。在處分的檔次上本條規定比本人直接受賄的條款規定的處分輕一些”。中共中央2004年2月18日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75條也規定，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中的共產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收受對方財物的，應當追究該黨員的責任，情節較輕的，給予批判教育;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查實本人知道的，依照該條例第85條處理。從這些規定的內容看，處分對象是具有一定職權和地位的黨員，而不是利用這種關系索取或收受賄賂的特定人員。這種做法從實際效果看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對主觀無認識的人追究責任，與刑法中的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相違背，似有株連之嫌，不能在刑法中直接引用。并且對這類行為，無論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還是人民群眾反應的強烈程度看，僅僅以黨紀進行處分顯然較輕，理應在刑法上確立新的罪刑規范、運用刑罰進行嚴肅處理。基于此，為彌補現行法律的不足，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一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部門的建議，對此類犯罪的行為及刑事責任作出規定，增設了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2009年10月14日 法釋[2009] 13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 主席令第10號公布)第13條補充規定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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