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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最易觸犯的十大高頻罪名
 
不少國有及民營企業的負責人、高管因觸犯刑法而被追責。企業家最常觸犯的罪名是什么？展現到眾人眼前的單位行賄罪與行賄罪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公司經營不善，長期拖欠工資也可能被判刑入獄？
梳理出了企業家最容易觸犯企業家犯罪的前十名高頻罪名分別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單位行賄罪、職務侵占罪、受賄罪、合同詐騙罪、貪污罪、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挪用資金罪及行賄罪。
這些罪名頻數的排名，10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企業家犯罪案件，分析每個案件的特點以及企業家犯罪的成因，以此來提示廣大企業家在經營活動中需要注意的刑事法律風險點。
1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e租寶”非法集資案
法律風險分析：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郭華介紹，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有4個構成要件：第一是未經有關部門批準或者假借合法的經營形式來吸存，第二是以媒介、短信、推薦會等形式公開吸存，第三是通過私募、股權等其他的手段來承諾還本付息或者回報，第四是向社會公眾即不特定的人吸存。在“e租寶”案中，被告人利用網絡平臺公開向全國吸存，還對外承諾還本付息，其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對于已經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如果還存在揮霍性投資或者消耗性支出導致財產不能償還的情形，就構成了集資詐騙罪。”郭華認為，“e租寶”案的犯罪嫌疑人購買高檔車輛和住宅、向員工支付高工資等揮霍行為，體現了他們主觀上非法占有投資者資金的目的，這是導致吸收來的資金不能償還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們涉嫌集資詐騙的主要罪證之一。
企業家刑事風險與國家宏觀經濟走勢密切相關，經濟上行、下行或者轉型，都可能引爆相關領域的刑事風險。由融資引發的法律風險更加明顯。在我國，無論是通過銀行貸款還是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民營企業都不具備與國有企業相當的便利條件，對許多民營企業來說，民間融資幾乎是唯一可行的融資手段。最近幾年，國家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許多民營企業的資金鏈愈發緊張。另一方面，銀行利率過低、股市低迷且風險不可控，大量民間閑置資本面臨巨大的保值、增值壓力，急需投資渠道，在此背景下，民營企業家資信犯罪高發成為必然。
2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及抵扣稅款發票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福建張天盛騙取2.3億元出口退稅案
法律風險分析：
串通不法生產銷售企業，非法獲取虛開、代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在這一環節中，犯罪分子通常流竄于全國各省市，用賄賂企業工作人員和“優惠”的開票價格（一般按開票金額的比例計算）等手段，取得這些不法企業開出的沒有實際商品購銷活動的虛假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的貨名通常是一些沒有外貿出口限制的皮革制品、服裝、電器元件以及其他日用小商品等，開票的單價通常遠遠高于實際商品價格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有的犯罪分子直接或間接地與國內不法生產、銷售企業建立聯系，從企業獲取空白增值稅專用發票自行填開，或坐地收購不法企業虛開、代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串通不法商人與外貿企業非法調匯，從中獲取非法利益。由銀行出具的出口收匯單，是標志外貿企業完成商品出口的重要憑證，因而是犯罪分子在實施其一系列騙取出口退稅犯罪行為中必須完成的一個步驟，也是犯罪分子實際獲取非法利益的關鍵環節。在這一環節中，犯罪分子通常與境內外不法商人相勾結，以向國內投資需要人民幣等為由，借用境內外企業的外匯與外貿企業進行非法調匯。
這種非法調匯的價格通常比正常調匯價格高出許多，犯罪分子便從這非法調匯
的差價中獲得了巨額利益。國內外貿企業雖然相應地在非法調匯中造成了損失，但為彌補這一損失并從中獲取一定“盈利”，他們只得冒險地使用犯罪分子提供的虛假退稅憑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犯罪分子與外貿企業的這種非法交易一旦成功，便使雙方從中均獲得可觀利益，最終只有國家的出口退稅蒙受巨大損失。
3
單位行賄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廣東創鴻集團有限公司、黃鴻明單位行賄案
 
法律風險分析：
單位行賄罪是指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情節嚴重的行為。單位行賄罪的主體是單位，所謂“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
事實上，犯單位行賄罪的，不僅僅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也會追究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如果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則依照刑法行賄罪的相關條文進行定罪量刑。
隨著反腐敗的深入，各個層級的“老虎”“蒼蠅”相繼被打，與他們存在非法政商交易的企業家也紛紛卷入其中，政治生態變化對企業家刑事風險的影響極為直觀。這就要求企業家們自始至終具有合法合規的行為模式，必須具備良好的新型政商關系。
4
職務侵占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吳小暉集資詐騙、職務侵占案
法律風險分析：
職務侵占罪，在我國只能算是一個“年輕”的罪名，因為這是在1997年《刑法》修訂時新確定的罪名。在此之前，對職務侵占行為長期以來一直是按貪污罪來處理。該罪的罪狀描述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相對于普通民眾，企業家無疑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資源，在這些資源面前，優勢與風險并存。職務侵占罪是民營企業家、公司高管最容易觸犯的一種犯罪，但是，許多企業家卻對此并不重視。
5
受賄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國家開發銀行原黨委副書記、監事長姚中民受賄案
法律風險分析：
受賄類犯罪是企業家犯罪適用頻率較高的罪名，也是國有企業家犯罪最常見的罪名。十八大以來，國家堅持“零容忍”嚴懲腐敗犯罪，國企特別是央企成為“主戰場”，隨著反腐力度不斷加大，涉嫌受賄犯罪的國企高管們不斷被調查，案件數量呈井噴式增長，不僅涉案人員眾多，而且涉案高管的級別也很高。
6
合同詐騙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上海香榭麗廣告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合同詐騙案
法律風險分析：
合同詐騙罪是很明確的打擊惡意騙子的好手段，它的核心實質就是必須以惡意欺騙合同對方為基礎，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很多民營企業家遇到的情形是：一開始有履約能力，并不重視合同相關條款，等到突然遭遇經營困難時，就可能招致“明知沒有履約能力而簽訂合同”的詐騙罪名。因此，企業家在簽訂合同的時候，如果考慮到該項合同確實有未來的履行風險，就需要注意在合同簽訂之初，讓對方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這種風險，同時留存書面資料，這樣在日后能夠證明自己于合同簽訂之初就沒有任何欺騙的惡意。如果的確遇到履約能力不足的情形，那也應該盡量爭取做一些履約的姿態并留下證據，目的是證明并沒有不履行合約的惡意，而是在努力想方設法履行。
7
貪污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白云城建董事長陳柏釗貪污案
法律風險分析：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國家出資企業改制過程中隱匿公司、企業財產轉為本人持有股份的改制后公司、企業所有，一般應當以所隱匿財產全額計算貪污數額；改制后公司、企業仍有國有股份的，按股份比例扣除歸于國有的部分。所隱匿財產在改制過程中已為行為人實際控制，或者國家出資企業改制已經完成的，以犯罪既遂處理。
 
 
 8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江蘇省海門市周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
法律風險分析：
《刑法》在2011年修訂時增設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拖欠勞動者勞動報酬的用人單位只有被查證具備以下三個要件的時候，才有可能被認定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第一，有支付能力；第二，故意不支付；第三，經有關部門責令后仍不支付。其中“有支付能力”是認定后面兩個要件的前提。本案中，被告人周某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就在于其在變賣公司財產后，有能力對員工工資進行支付，但仍未能自覺支付。
觸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絕大多數存在于民營企業家中，觸犯該罪名的最主要是企業主要負責人，以初中以下學歷的企業家居多，而且觸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企業家的潛伏期與觸犯其他罪名的企業家潛伏期相比有差異，觸犯該罪的以一年居多。因此，相關企業家需要對這一罪名引起足夠的重視，防患于未然。
9
挪用資金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吳長江挪用資金、職務侵占案
法律風險分析：
根據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公司與公司股東均是各自獨立的法律主體，公司與公司股東之間的財產當然也是互相獨立的，公司與公司股東之間應避免出現財產混淆。由此可見無論是公司的創始人，還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均不得利用個人的威望和控制權隨意地將公司財物或資金挪歸個人使用或用于與公司無關的業務，更不能將公司財物或資金任意據為己有，否則將隨時可能身陷囹圄。
然而很多企業家并未注意到這一風險，想當然地認為公司是其創立的，故公司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公司的財產可以隨意支配、占有和使用，無論是用于公司事務，還是用于個人事務，與其他人無關。但是這些企業家忽視了公司財產的獨立性、公司的公眾性，公司事務處理不當將直接損害公司其他股東的利益、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以及國家利益。個別企業家因這一想當然的想法隨意從公司賬戶提取資金，任意處分公司資產，脫離法律的約束，最終因涉嫌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等罪鋃鐺入獄。
 
10
行賄罪
企業家犯罪風險點
典型案例：吳山成、李合中行賄案
法律風險分析：
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以財物的行為。它與單位行賄罪最大的區別是犯罪主體不同：行賄罪的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具有刑事行為能力的個人，而單位行賄罪的犯罪主體是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等。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認為，民營企業因生存環境壓力，不惜通過商業賄賂獲得交易機會；在高壓反腐態勢下，個人行賄向單位行賄轉變，以規避行賄風險是企業家行賄的重要原因。這也反映出政商關系與營商環境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和隱患。（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報告指出，掌握相關公權力的官員之所以成為企業家競相圍獵的人，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官場上權力的融通性，只要有一定級別、掌握實權的官員，其職務影響力的實際波及范圍可以遠遠超越他們的“法定職責”。但是企業家們不一定會意識到行賄這些人法律后果的嚴重性。就刑事法律風險的管控來說，一旦行賄行為“木已成舟”，往往就“覆水難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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