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刑事律師的辯護人生涯中，為多起刑事案件進行了辯護，并不斷充實和發展自己的辯護技巧。經過南京刑事律師的總結，在刑事辯護中應當利用不同犯罪構成要件的不同，進行輕罪辯護，往往取得很好的辯護效果，為被告人爭取從輕處罰。我國刑法所規定的不同的罪名，具有不同的構成要件，是構成這個罪名，還是那個罪名，往往直接影響被告人量刑的輕重。因此，罪名之爭，是辯護人辯護的兵家必爭之地，現將此類辯護的要點總結如下，僅供交流參考。

　　首先，相關的司法解釋或者法院的會議紀要等文件，可能會為法律所規定的不同的罪名之間，如何區分適用的問題作出進一步的規定，或提出明確而具體的標準，這就給辯護人進行罪輕辯護提供了最好的依據。辯護人根據上述規范性文件，向法院主張被告人構成此罪而不構成比罪，直接進行罪輕辯護。比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販賣毒品案件的相關的會議紀要，如果購毒者接收販毒者以物流快遞的方式所寄送的毒品，同時也沒有證據證明購毒者購買毒品的目的是用于販賣、運輸等犯罪活動的，可以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此時辯護人就應該牢牢抓住這個規定，將公訴機關所指控的販賣運輸毒品轉化為非法持有毒品。兩者的量刑可謂是有天壤之別:相同的數量，如果是販賣毒品，可能涉及到死刑,但非法持有毒品一般都會判處有期徒刑。

　　其次,有些犯罪此罪和彼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基本相同或類似，只是在某一點上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的區別，就是主觀目的是否積極追求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這一結果的發生;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區別，是犯罪手段不同;組織賣淫罪和容留賣淫罪的區別是是行為人積極組織賣淫，還是僅為賣淫活動提供場地。這些犯罪在某些關鍵點上存在不同，但其他的構成要件是基本類似的，辯護人可以抓住關鍵點，扭轉此罪和彼罪的區分，追求更輕的量刑結果。

　　第三，對犯罪構成要件而不類似或者性質上有所不同的案件，在做輕罪辯護的時候，不宜直接向法院主張構成另一罪名。因為，這樣無疑是提醒提醒了法官，或公訴人雖然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死罪此罪，但是有可能構成另一個犯罪。比如，當公訴人指控被告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其騙取國家相關款項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的時候，辯護人只需要主張被告人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因此其行為不構成貪污罪，不應主動提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這無疑是給控方提供彈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作為一種訴訟的策略，要盡量的避免給控方提供信息，和建議，而只需要否定控方的指控即可。

　　第四，如果被告人本來實施了量刑較重的罪，控方主張量刑較輕的罪，比如，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而控方卻指控的是搶奪罪，這樣的情況顯然是對被告人有利的，辯護人當然不應該主張被告人構成搶劫罪，從而加重被告人的刑罰。要時時刻刻切記，辯護人是為被告人的利益而工作、而戰斗的，一定要站穩立場。

　　第五，無罪辯護和罪輕辯護并不矛盾，而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部門聯合發布的多個規定來看，無罪辯護和量刑辯護是可以并行不悖同時進行的。辯護人如果主張被告人不構成犯罪的，其實也只是一種在法庭上預設的立場，并沒有把握最終法院能夠采納而認定被告人無罪，此時如果不作量刑方面的辯護，則可能導致法院最終確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并未充分聽取被告人罪輕方面的理由，對被告人的權益保護是不利的。從法律角度上講，能夠確定被告人有罪無罪的只能是人民法院，在不能確定人民法院最終將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既做無罪辯護，又做罪輕辯護，是一種合理的選擇。有的人認為，這種“騎墻式”的辯護便會顯得辯護人的邏輯有些混亂，但南京刑事律師認為，其實其內在邏輯是統一的，就是爭取被告人的最大權益，而人民法院在聽取這樣的辯護意見之后，對辯護人也不會產生任何的反感，而是會尊重辯護人為被告人權益所做的努力，即使認定被告人有罪，也會認真考慮辯護人所提出的罪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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