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對我國現行公、檢、法三機關關系的完善和發展，但并不是技術層面的小修小補，而是要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作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我國目前的訴訟制度在諸多方面還不符合審判中心的要求，如影響審判獨立性的內外因素依然存在;庭審中書面證言被廣泛使用，庭審流于形式;辯護率偏低，控辯力量失衡;偵查、起訴質量不高，等等。這些問題，都極大地制約著審判中心主義的推行。因此，要真正實現庭審實質化，給刑事辯護律師搭建發揮自己作用的平臺，從我國當前司法實踐的問題出發，筆者認為，至少在制度上有如下幾個問題要加以考量：

　　一、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陳光中教授在《審判獨立是審判公正的重要保障》專題講座中指出，審判獨立是一項被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和確立的基本法律原則，其核心精神在于法官在進行司法裁判過程中，只服從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驅使，客觀判斷證據、事實，公正裁決案件而不受來自法院內部和外部的干預和控制，即馬克思所講的“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國王，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

　　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違規插手具體案件處理，一直是影響司法公正的頑疾。此類活動，無論是出于私人目的還是出于地方和部門利益的需要，都是對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干擾，是對司法公正的傷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

　　我國憲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和訴訟法均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然而，在現實中，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現象仍然屢禁不止。針對這一狀況，應該設立明確的記錄制度，使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全程留痕，并由黨委、政法委對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進行通報;同時還要有明確的責任追究制度，由紀檢監察機關對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以及司法工作人員不記錄或者不如實記錄進行責任追究。這幾項制度必須環環相扣，才能形成一個完整而嚴密的預防權力干預司法的制度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徹底阻斷領導干部干預司法，使制度設計能夠真正具有可操作性，能夠達到可行、可用、可靠的要求，真正成為權力與司法之間的“隔離帶”。

　　二、完善辯護制度，真正實現控辯平衡

　　刑事訴訟被視為一場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斗爭。公訴方較之被追訴方處于天然的強勢地位，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就曾指出：“一個人，即使最卑微的人的生命也應受到尊重，國家在控訴他的時候，也必定要給他一切可能的手段為自己辯護。”(2)要想真正實現控辯平衡，必須有效地強化和保障被迫訴方的訴訟權利。但是，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過于強大，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許多重要的辯護權利大打折扣。

　　首先，偵查階段的知情權不能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訊問后，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涉嫌的犯罪到底是什么，這讓犯罪嫌疑人很難有針對性地作出辯護。而這一階段，犯罪嫌疑人通常還沒來得及聘請辯護律師，其言論很有可能成為以后庭審中對其不利的供述。其次，沉默權這項重要權利在我國也是形同虛設。雖然在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得到了確認，但是，新刑事訴訟法中關于沉默權的規定存在著嚴重的矛盾：一方面，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另一方面，又規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應當如實回答。這種表述，讓人明顯感覺我國的沉默權只是一種虛有其表的權利。最后，在刑事訴訟中，律師服務是必需的。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就可以聘請辯護律師，但由于律師權利受限制，律師幫助權并不能得到更好發揮，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控訴機關時，辯護律師實在是愛莫能助。

　　三、完善證人出庭制度，貫徹直接言詞原則

　　直接言詞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之一，它在許多國家的訴訟實踐中得到貫徹實行，“要求以言詞陳述或問答形式而顯現于審判庭之訴訟材料，法院始得采為裁判之基礎。”[2J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一些規定體現了直接言詞原則，但由于立法的籠統、模糊以及缺乏相應的配套規定，我國在審判實務中未能真正貫徹執行這一原則。為此，筆者建議如下：

　　一是防止庭前預斷，改為庭后閱卷定奪的審判模式。我國《刑事訴訟法》將庭前審查由全面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防止了以往“先定后審”的弊端。這樣，雖然表面上是“先審后定”，但這個“定”并不完全建立在“審”的基礎上，主要還是依據檢察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

　　二是建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在規定證人有出庭作證義務的同時又規定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應當庭宣讀，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規定。這樣的規定導致的結果就是，證人雖未出庭，其證言仍有可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為了貫徹直接言詞原則，保證裁判結果的公正，必須建立證人出庭作證機制。只有證人出庭，才能確保法庭審理以言詞辯論的方式進行，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充分行使。

　　三是建立以裁判為中心的訴訟體系。我國的刑事訴訟構造是一種“流水作業式”的構造，公、檢、法三機關前后接力，共同致力于懲治犯罪、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目的。這種訴訟構造決定了無論是法院、偵檢機構還是被告人，都不能適應直接言詞的審理方式，司法機關失去了作為社會正義最后堡壘的地位。因此，確立并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必須建立以裁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體系。

　　四、提高偵查、審查起訴質量，為公正審判奠定堅實基礎

　　第一，規范偵查行為，嚴格取證規則。偵查是訴訟的第一道工序，我國刑事訴訟體系以偵查作為審判的前提和基礎。偵查環節在刑事訴訟體系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樊崇義教授認為，提高偵查質量應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偵查中拘留、逮捕必須送往看守所羈押;二是訊問必須在看守所進行;三是訊問的方法要由剛變柔;四是訊問全程錄音錄像;五是偵查模式必須由“口供為本”轉向“物證優先”和“實物證據為本”;六是調整辦案程序，先取證后訊問。[I]必須堅持執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打牢刑事訴訟的基礎，從根本上防止冤假錯案產生。

　　不僅僅要在公安機關偵查案件中斬斷冤假錯案的根源，在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中同樣應如此。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偵案件的偵查模式和方法，以適應“審判為中心”之需要。檢察機關應更加重視偵查活動中的客觀證據，進一步弱化口供對案件偵查的決定作用。與“由供到證”偵查模式相比，“由證到供”模式會涉及更廣泛的偵查空間和更復雜的偵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業務培訓，切實轉變執法觀念，不斷優化偵查隊伍的專業結構。同時要增加偵查工作的技術含量，強化秘密偵查措施和技術偵查手段的規范運用，充分發揮科技手段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及時發現、收集、固定各種證據，堅持科技強檢，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的目標。

　　第二，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中間環節，也是防范冤假錯案最重要的屏障之一。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檢察機關提高公訴質量，把好關口。公訴檢察官應當從庭前證據審查和庭上舉證辯論兩個方面尋找改善工作的切人點：首先，應當更加重視庭前的證據審查工作，對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進行全面、細致、嚴格審查，充分考慮證人出庭作證可能引起的證據變化和對案件定罪量刑產生的影響，圍繞案件焦點做好出庭應對準備。其次，庭審實質化使得庭審活動更具對抗性和不可預測性。公訴檢察官必須不斷增強業務素質，提高交叉訊問能力和當庭應變能力，真正通過扎實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辯，履行好對犯罪的追訴職能。

　　通過刑事訴訟參與者的通力合作，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必然能在刑事訴訟中得到貫徹。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庭審的實質化，庭審的實質化要求刑事辯護的實質化，這樣的歷史機遇給刑事辯護律師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但機遇同樣伴隨著挑戰，刑事辯護律師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庭審技能，才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擔負起推進中國法治進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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