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審程序的基本原則是指，對預審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以保證預審程序功能實現的原則。結合各國立法，一般有以下四個基本原則：

　　

　　（一）平等參與原則此為控辯兩方需具有平等的地位和相應的權利。一方面，平等參與旨于保障正當權利；另一方面，平等參與原則能增加裁判結果的說服力，從而控辯兩方對預審裁判結果提出異議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在這個意義上，控辯平等不但能促成程序正義，而且有助于提升訴訟效率。

　　

　　具體而言平等參與的涵義包含四種：

　　

　　其一，預審程序應當賦予控辯兩方平等的訴訟地位，因為被追訴人在公訴機關面前常居于弱勢地位，從而導致控辯兩方攻防失衡。

　　

　　其二，預審應當賦予控辯兩方相對平等之權利。控辯兩方的訴訟權利絕不可能完全平等，控方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所具備的辦案條件必然優于辯方，從而在預審權力主體審查證據時具備較大的話語權，因此預審程序在設計時應當給予辯方權利適當傾斜，保障辯方在搜羅證據實力缺乏的情況下能夠自我保護。

　　

　　其三，控辯兩方在預審程序中有機會表達主張和展示證據并具有對等的途徑對裁判者施加影響。尤其是在書面預審的情況下，更需要平等并充分的給予控辯兩方提出意見和證據的機會。其四，裁判者在預審過程內應當保持中立，對控辯兩方提出的證據和相關主張加之平等的重視程度。

　　

　　（二）適度對抗原則

　　

　　此為控辯兩方于預審中所開展的訴訟對抗該當于特定的限度里。具體而言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方面，控辯兩方有機會開展積極對抗。為保障控辯對抗，第一，應授予控辯兩方合理范圍的搜集證據的方式，搜集證據是對抗的根基；第二，制定控辯兩邊證據出示責任，以便兩邊明晰事實；第三，賦予控辯兩方平等的質證質詢權，以便控辯兩方能夠對證據提出自己的意見并排除非法證據。另一方面，預審程序不宜仿照正式審判程序進行高度充分的對抗，理由有三：其一，預審程序雖有其專門價值，但究其在刑事訴訟體系中的地位，仍屬于審判程序的輔助性程序，按照審判中心主義的理念，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設計應向審判傾斜，因而應造就控辯對抗程度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由弱到強的趨勢，如果在預審階段控辯兩方進行高度充分的對抗，那么審判階段的控辯對抗在一定程度上會趨于形式化甚至失去重要性。其二，預審程序不對實體問題作出裁判，僅作程序性裁判，因而不具備終局性，作為一個旨在起訴審查的非必經程序，實行高度充分的對抗實際上會造成程序的重疊且未必有實際意義。 其三，“適度”有助于節省成本，提升效率。對抗制是程序正義的體現，但其訴訟成本相比糾問制高的多，由于司法機關有限的人力物力，現代訴訟程序的設計必然要考慮訴訟效益的問題，所以預審對抗的設置應當針對預審程序的需要，如何設計低廉高效的訴訟程序也是實行司法公正的重要問題，有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審前應按照職權模式，庭審應按照當事人模式”，這有一定道理。

　　

　　適度對抗原則的癥結是如何控制對抗的限度。首先，預審權力主體應發揮引導作用，避免控辯兩方在一些細枝末節之處花費大量的時間，同時鼓勵控辯兩方就爭議問題達成一致，對控辯兩方已達成一致的問題在預審時可不必花費大量時間。其次，預審權力主體應當準確把握關鍵問題，即使辯論集中于法定起訴標準這類關鍵問題，同時積極行使裁判權，避免控辯兩方陷入過多的纏斗。

　　

　　（三）有限公開原則

　　

　　這是指預審程序應在限度內向社會公開。具體而言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方面，預審程序不能秘密進行。顯而易見， 公開有利于增強民主的監察，從而讓民眾相信司法。在此不必贅言，就引用法國思想家邊沁的名言：“沒有公開，就沒有正義。公開是公正之魂，是抵御不公正最有力的武器，它也使法官自身處于被監督狀態。” 另一方面，預審程序的公開不是全面公開。先不論案子關涉法定不能公開的情況，有限公開的理由有二：其一，預審僅為訴訟中的過渡，結果沒有終局性。其二，有限公開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避免因社會因素的介入而導致不必要的訴訟成本。

　　

　　有限公開原則的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公開的限度，研究這一問題可參考各國的規定：英美法國度公開度一般較高，但也有諸多限制。在美國，立法對傳媒報道有兩項限定原則：其一，“審而未結”，指媒體禁止在法院判前報道沒有證明的案件情況；其二，“明顯而即刻的危險”， 即媒體不得報道能造成顯明并立刻的危害并發生立法部門能制止的罪惡言論。此外，大陪審團開庭為秘密進行，《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6 條規定：“大陪審員、翻譯人員、速記人員、錄音人員、記錄證詞的打字員、檢察官或其他根據（3）（A）（ii）規定可以在大陪審團開庭時在場的人員，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均不得泄露大陪審團開庭期間的一切情況。” 在英國，預審公開程度反不如一些大陸法系國家，《1996 年刑事訴訟和偵查法》第 37 條規定：“（1）除根據本條規定之外：（a）第（2）款中有關程序的書面報道不得在大不列顛出版；（b）第（2）款中有關程序的報道不得在大不列顛接收的任何有關節目中加載；（2）下述程序屬于本款中的程序：（a）預審； （b）關于預審的允許上訴的申請； （c）關于預審的上訴。” 在加拿大， 《加拿大刑事法典》第 539 條規定：“預審中開始采證前，如果公訴人或被告人提出申請，主持預審的法官（公訴人提出）可以或（被告人提出）應當作出命令，指示在下列與被告有關的時間前，不得在任何報紙、廣播中公開預審中被采納的證據，” 第 542 條規定：“在報紙、廣播中公開在預審中作為證據出示的供述或坦白，或者帶有供述或坦白性質的情況的，構成按簡易定罪處罰的犯罪。” 大陸法系國家按照傳統觀點一般進行書面審查，即預審權力主體審閱控辯兩方提交的材料后作出決定，因此控辯兩方僅能了解案件的證據情況以及對方提出的控辯意見而不知預審程序審理過程，程序的公開程度可以說非常低，誠然此類程序不利于被追訴人保障自身的權益，但于一些案情較為簡單或者犯罪較為輕微的案件而言卻未必毫無益處，對于此類案件，為提高訴訟效率而輕微犧牲程序正義并非不可接受，因為預審程序僅是一個作出程序性裁判的中間程序，書面審查未必會產生不公正的結果。需說明，現今大陸法系國家實行言辭預審的并不在少數而且仍有增多趨勢，近年來，大陸法系各國也向英美法系逐漸靠攏，對預審公開問題作出一定程度的修改。

　　

　　（四）排除預斷原則

　　

　　這是指防止審判法官因先入為主而攜帶對案件的成見開展庭審。排除預斷的理由有二：一方面，根據首因效應，第一印象會對日后的認知產生持續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在刑事訴訟中，最可能造成法官預斷的程序莫過于預審程序，如果在審判前，法官已對案件情況有某種程度的知悉并帶有偏見，甚至已經確定了案件的正確結果，在審判時控辯兩方提出的證據也更可能被法官用于佐證先前的內心確信，那么庭審的重要就會降低而變成走過場的形式，這種做法在堅持審判中心主義的國家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盡管在庭審前已產生預斷的法官也可能作出公正的裁決，因為審判法官的裁判需說明理由而不像大陪審團的決定具有不受質疑的地位，但話說回來，即使審判結果是公正的，然此種審判外觀也會減少民眾對裁判結果的信任感。

　　

　　各國預防預斷途徑一般為分離預審及審判法官。于理論上，經過分離預審和審判法官能夠讓預審時的證據展示不影響審判法官對案情的探知程度，但這也是隔斷法官接觸案情的理想狀況，在司法實踐中，預審程序不是審判法官產生預斷的唯一因素，審判法官或是有意或是無意也可通過各類途徑了解案情。其一，在法官不能保持自身司法獨立性的國家，法官往往會因為上級指示、社會輿論等因素在庭審前對案件產生預斷，如果不規定預審法官必須對內容進行保密，法官的分離也僅是形式主義；其二，在卷宗移送實行全案移送主義或類似制度的國家，審判法官不可避免的通過審閱案卷而在庭審前對案件產生預斷，這樣法官分離的做法并沒有實際意義；其三，如果預審周期過長或者預審和審判間隔時間過長，則不可能完全隔斷審判法官對案情的了解，審判法官完全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媒體報道、同事交流等途徑對案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這樣看來，排除預斷對司法體制和程序設計的要求都比較高，僅僅使預審法官與審判法官相分離對排除預斷起不到決定性作用。

　　

　　需說明，此處的排除預斷原則僅涉及排除預審程序對審判法官預斷的影響，至于如何真正排除審判法官預斷的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可以說排除審判法官預斷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各國在司法實踐中都未能妥善的解決，這其中涉及到庭審實質化和庭審高效率的抉擇問題，如日本起訴狀一本主義雖能很大程度上排除審判法官預斷，但也造成庭審周期過長效率過低的問題，因而近年來起訴狀一本主義也趨于形骸化。